后母戊青铜方鼎

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一件商代青铜方鼎，高一米多，重量近一千七百斤，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，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铜鼎。此鼎以其宏伟的体量、端庄的造型、瑰丽的花纹、堂皇的气势，雄踞于我国古代青铜礼器之巅。鼎内壁铸有三字铭文，应代表器主。这三个字有人释为“司母戊”，故大鼎曾名“司母戊鼎”。可是从1983年以来，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“中国通史陈列”中，经过进一步研究，已将大鼎的铭文改释为“后母戊”；此鼎遂定名为“后母戊鼎”。在博物馆中此名称一直沿用至今。不过仍有称之为“司母戊鼎”的。对于如此重要、受到万众瞩目的国宝，不应该没有一个准确的、统一的叫法，那么，国博的定名对不对呢？看来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。

后母戊鼎铭文

在大鼎的铭文中，“后”字写成反文，作“  ”。本来甲骨文中许多字的写法左右无别，如 （，明705——此为甲骨文出处，下同，编者注）或作（缀23）；（臣，乙696）或作（粹1152）；（尹，续6.17.1）或作 （丙71）； （旬，甲2410）或作（鄴1.35.1）；（好，乙3164）或作 （库237）；（朕，甲2304）或作（丙128）等，例子很多。这些字读起来从未引起误解，因为无论向左向右，都是同一个字。大鼎上之反书的“后”字亦同此例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圆尊和方尊上都有“后母”铭文，其中的“后”字在两个尊上的写法就一反一正，却不能认为它们不是同一个字。现代书法家偶尔把“秋”字写成“”，还保留着这种写法的遗意。

上古时代中，“后”泛指君上。《尚书·仲虺之诰》说：“徯予后，后来其苏。”这里的“后”指商汤。所以《尔雅》就说：“后，君也。”在古文献中，后益、后稷、后羿等君主之名屡见不鲜。连带而及，“后”字亦训后妃之后。比如妇好是武丁的法定配偶之一，卜辞中就称她为“后帚好”（合集2672）。母戊也应是武丁的配偶，鼎铭中称她为“后”，正是合情合理的。这种称谓甚至可以追溯到夏代，《左传·哀公元年》说过浇杀了国君夏后相。“后缗方娠，逃出自窦，归于有仍，生少康焉。” 后缗是相的配偶，她也被称为“后”。

“后母”圆尊和方尊

    商代称呼贵族，习惯在私名之前加上爵称，如“侯虎”（前4.44.6）、“白（伯）） ”（丙52）、“亚”（亚铙）等，和“后戊”的词序一致。不过后戊的地位更为尊崇，所以鼎铭中未直呼其名，而用了“戊”的庙号。至于“母”，则指她的辈分。在甲骨文中，祖母一辈的称“妣”，母亲一辈的则称“母”。“后母戊”三个字将器主的爵称、辈分、名号都包括进来了，堪称实至名归，文从字顺。 

　　不过和一般左右无别的字不同的是，“后”字的反文不仅是写法上的变化，它还代表另一个字，即“司”。“后”、“司”两字互不相干。在甲骨文中，这种情况很少见，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。甲骨文中有“司工”（存1.70），“司”指职司。《说文》说“司”是“臣司事于外者”。那么“司母戊”岂不成了一位办事人员，这当然讲不通。于是有的研究者乃将“司”解释为“祀”。商代有时以“司”字代“祀”，如言“王廿司”（前2.14.4），但这里指的是年份，不是祭祀。甲骨文中祭祀的“祀”字作“ ”，是个常用字，如言“祀于河”（乙2587）、“祀祖乙”（存1.257）等，但在这类词句中，没有一处是用“司”字来代替“祀”的。青铜器铭文中更绝未见过“祀母戊”、“祀母辛”之类写法。或以为“司”字与“祀”字读音相近，便可通假。但汉语中的同音字数量巨大，好些字的读音虽相同或相近，用意却毫无关联。而将大鼎铭文的首字释“后”，却既有出土的金文为证，又有传世文献作依据。在这些证据面前，释“司”就全然站不住脚了。 

　　至于甲骨文、金文中有时以“毓”代“后”，这两个字可以两存，本无足怪，不过它们的侧重尚有区别。卜辞中常用“高”字和“毓”字代表世代的先后，如言“高且（祖）”、“毓且（祖）”（均见粹401）；“高妣庚”（前1.36.5）、“毓妣辛”（遗363）等，则“毓”有先后之后的含义，与上述“后”字的用法不尽相同。 

　　当代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多称大鼎为“后母戊鼎”。唐兰先生力主此说，并指出：“春秋时‘叔夷鎛’讲成汤伐夏后，‘后’字也写成‘司’”（见《考古》杂志1977年第5期），他举出的是一条很有力的证据。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妇好墓出土器物中的“后母辛”铭文时，也明确指出“后”是身份（见《文物》杂志1977年第11期），这些论断不容忽视。 

　　总之，在“后母戊”铭文中，“后”是爵称，也是指她的地位和身份，用意非常明确，故此鼎仍以称“后母戊鼎”为是。（原文刊于《北京晚报》2016年12月22日39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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